制度优势是中国战胜疫情的最大优势——中国抗疫实践带给世界的思考之二

国际锐评丨制度优势是中国战胜疫情的最大优势——中国抗疫实践带给世界的思考之二

“我从一开始就对中国能战胜疫情充满信心,这信心来源于三点:中国的承诺、能力以及乐于改变和改善自己的意愿……毫无疑问,中国由共产党领导,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强大的政府可以更加有力、高效、迅速地应对疫情。”日前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,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·库恩这样说。

中国有句古话,“上下同欲者胜”。在中国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下,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、总体战和阻击战,成为中国社会的高度共识和自觉行动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,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医疗人员不足、医院床位紧缺、医疗物资匮乏等挑战。凭借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,中国得以在短时间克服了上述难题,有力阻遏了病毒传播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这个四大经典著作中的药物部分,被我们冷落的时间太长了。《医宗金鉴》没有专讲药物的内容,是因为在学习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的过程中,200多种药物,250多首方剂已经滚瓜烂熟了。

这几年出版的《我的经方我的梦》《经方人生》较为畅销。回想起来,除过经方,我还在院校学习了好多。当年的中医内科教材几乎能背下来,方剂也背了600首,但出奇制胜的、拿得出手的还是经方啊!

这场疫情是一次全球性的灾难事件。中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,稳步走出疫情阴霾,加快经济社会复苏,带给国际社会鼓舞和信心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说,“中方行动速度之快、规模之大,世所罕见……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,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。”

《中医学基础》占的比例大了,《内经》就成了蜻蜓点水,似懂非懂。看起来《中医学基础》应该并入《内经》教学中,《内经》的教学也以放在二三年级为宜。

时间回到今年初。早在1月7日,即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最初阶段,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在最高决策层会议上,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。随着疫情风险不断加剧,他多次主持召开高层会议,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。在1月28日会见来访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,习近平强调,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。”

《中医学基础》问题大得很。哪个学生不是抱着满腔热情来学中医的?可是,习惯了物理实验等现代中学教学的学生,一开始就叫阴阳五行学说的云里雾里给整蒙了。

我以为,教材是基础,是精读的内容,不宜太多太厚,势必不是函授或者自学的教材,教材里什么都有,这样老师也没有办法课堂发挥。

表面上看,这是西医进展快,新内容多而夺人眼球,有吸引力,中医课程内容重复多,可自学的多,新东西少造成的。实质上是多少年来潜移默化地认为西医科学,中医玄学。不学西医一团漆黑,学了中医似是而非。少学西医不能适应医院临床工作,少学中医谁都会开几样中药。

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,是促成中国社会摆正中医位置百年不遇的重大转机。

而且,过分夸大药物的副作用。什么麻黄过汗,石膏败胃,不一而足。造成有多少中医不用麻黄。一味中药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,就像一个人一样,要从多方面认识,绝对不能先入为主,以偏概全,限定眼目。

在党和政府极力主张“中西医并重”,中医在整个卫生健康事业中的位置凸显的时候,我们应该弄清中西医并重了吗?真要中西医并重我们准备好了吗?扪心自问,我们做得很不够。

至于后世发展,是《中医内科学》的内容,但学时就不必多,也不要重复,就是对仲景学说的有效补充。这才符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,临床上才能如鱼得水,左右逢源。

我幸运的是早年背伤寒,研究生也是读伤寒专业,不仅在临床用经方得心应手,还在肿瘤领域大力开展经方应用。

中医院校培养的学生不爱中医,中医院西化严重是不争的事实。百废待兴,积重难返。哪里为改革的突破口呢?

加上《伤寒心法要诀》这种以《伤寒论》内容为主的270页,几乎接近一半,难怪张仲景自己都说“若能寻余所集,思过半矣”。不比不知道,一比吓一跳。我们如此背离中医教学规律,还沾沾自喜,自以为是多少年了?

中西医学时之比要合适

中医教材越编越厚是实实在在的弊端。我们的教材不是少而精,而是多而杂。这也难怪,以前往往是一本书的内容,现在要分成多门课程,再就是几年就要编一次,不增添点新的内容也不行,增添呢,往往不是深思熟虑的。在十几年前我女儿上大学时我就在《中国中医药报》发表过《对大学中医基础教材的几点看法》一文,说的就是这个事。

讲课讲课重在讲,要把学生的眼球吸引到老师的语言、神情、手势上来,而不要让学生觉得教材上都有,听不听无所谓。在这个意义上,板书很重要。和学生同步互动。PPT太花里胡哨,热闹固然热闹,好看就是好看,过眼云烟,不进脑子。

这就像我们学英语,不是先学说话,而是过多强调语法。阴阳重要,可以在《内经》中多学一些。五行不那么重要,生克制化作为理论听起来有点技术含量,实际上临床应用很少,至少我用五行学说的处方占不到千分之一。

“重大的历史进步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。”经历这场疫情考验之后,中国体制和治理能力将进一步完善,中国在前进道路上攻坚克难的意志将更加坚定。可以预见,中国角色和中国担当的世界意义,也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愈发显现。

药物的功效和配伍乃至剂量都应该在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等书籍中自己体会总结,亦步亦趋。我们现在太强调辨证了,忽略了辨病,这才是我们与《神农本草经》渐行渐远的原因。

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,恐怕要从当初办中医院校时的课程设置开始追究。我们要办学嘛,不向西医院校学习不行,任何学科都有基础,《中医学基础》总是要开的。这个时候谁还想过中医以往是怎么教学的?谁是从中医基础开始学习的?

强调对原文的背诵理解,不惜死记硬背,慢慢消化感悟。教师不要过多脱离原文。有了这两本书垫底,临床先看仲景怎么说,怎么用方药就对了。

中医是实用学科,先背《汤头歌诀四百首》,再背《药性赋》等,重要的还是要背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。《医宗金鉴》就是清代的中医教科书,是公认的成功品牌。

教育。要革除中医教育的弊端,非借党和政府重视,全社会触目的大好时机不可,非自强自立,刮骨疗毒,拨乱反正不可。我以为,以下几个方面是突破口。

当然,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。面对这场大疫情冲击,无论是西方国家,还是发展中国家,都暴露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短板和问题。中国最高领导人明确提出,“通过这次防疫,我们也要举一反三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,就在于不断地吸取教训,改正自己,完善自己。”这种直面问题、敢于自我革新的勇气,同样是中国制度优势的体现。

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不但位置在先,更重要的是其内容达721页,而《医宗金鉴》(人卫1995第2版)全部内容才2346页,真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一。

几十年前经典著作还是受到重视的。不但经典著作的课时多,而且反复强化。我们考研究生要考经典,研究生课程也要学四大经典。可是现在,经典著作已经成为选修课,甚至可有可无。

中国执政党带领人民坚决、迅速、有力地抗疫,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。拉美知名社会学者海因茨·迪特里希日前撰文指出,中国为世界提供了“有效范例”,中国政府的有力行动是遏制疫情的决定性因素。

中医院校成立以前读《医宗金鉴》成名成家的不乏其人。这本书包括《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》、《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》、《删补名医方论》、《四诊心法要诀》、《运气要诀》、《伤寒心法要诀》、《杂病心法要诀》、《妇科心法要诀》、《幼科杂病心法要诀》、《痘疹心法要诀》、《幼科种痘心法要旨》、《外科心法要诀》、《眼科心法要诀》、《刺灸心法要诀》、《正骨心法要旨》等15个部分。

所以,我认为,中医学院第一年,《医古文》必修,至少100学时。《医学史》必修,30学时足矣,其余时间都是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,每门课,200-300学时,相应减少方剂、诊断、中医内科学时。

从武汉迅速果断“封城”、有效避免疫情传播,到中国各地快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、出台有针对性的防疫举措;从中国执政党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、动员城乡基层构筑严密防疫网,到14亿中国人响应政府呼吁、自觉居家隔离,外界看到的是局部利益服从总体利益、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场景。就像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所感慨的:“最让我震撼的是,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,愿意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。”

教学内容要突出四大经典

随着最高决策层确定疫情防控目标任务、国务院成立联防联控机制、中央指导组奔赴疫情中心“督战”,中国社会迅速进入“迎战”状态,依法科学有序防疫,全力以赴与病毒“赛跑”。

人们注意到,疫情防控期间,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北京、武汉、浙江、陕西考察,一线指导,现场调研,送去慰问,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,传递出中国有能力战胜疫情的明确信号。危机面前,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用行动表明,他们是人民利益的最坚定守护者。

30年前,中医院校中西医课程学时之比为7:3,比较合理。曾几何时,悄然变5:5,甚至倒过来。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,师生大多都自觉不自觉地加重了西医内容的教学比重。

正如很多学者和观察家所指出的,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战胜疫情的最重要原因。在又一次大风浪面前,中国执政党又一次展现出捍卫人民利益的历史担当。这验证了: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,是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最显著优势之一。

这样培养的结果,一个本科毕业证,两个中专生水平,西医不通,中医不精。没有学时保证,谁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西医为什么不能是西医基础和西医临床两门课呢?先从西医课程门类合并开始吧。都是中国医生,为什么西医学生的中医课程连5%都不到,而中医学生西医内容超多,负担过重。

中国千方百计的防疫举措令美国政治作家萨拉·弗朗德斯印象深刻。他撰文指出,中国采取的有力措施重申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属性,“当危机来临的时候,共产党领导着国家有能力作出不受资本主义利润支配的决定”。

陈修园《医学三字经》就是中医入门书,第一节讲中医源流,第二节就讲“人百病,首中风”,都是怎么看病的内容,理法方药一线贯穿。

在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的同时,中国加快恢复社会经济秩序。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3月底考察浙江时说,“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,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放开,收放自如,进退裕如,这是一种能力。”正像国际社会看到的,这种灵活适度的政策调整,从另一个层面体现出中国制度的张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。

我觉得,中国的西医学生的中西医课程之比也应该3:7。不然,西医临床,对于许多有看法没办法的疾病不开中药往往无药可用,要开中药,只能开一些咽炎冲剂、前列腺胶囊等等几个成药的大包围。大量的中成药和医疗资源就是这样被浪费掉的。

知识知识,知是知道,识是记住,知道了而且记住了这才是你有知识。教材上的东西,老师讲的是一方面,是基本的,熟记以后反复揣摩,自能悟出新意。

有一次,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唐农讲完对厥阴病问题的认识,我提问,经方热方兴未艾,作为校长,您是如何提高经典著作在中医教学中的地位的?唐校长说,我今天的讲课就是实际行动。看来,突出四大经典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,大学校长仅凭一人之力也只能望洋兴叹,爱莫能助啊。

这场新冠肺炎疫情,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为“二战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全球危机事件”。中国率先经受住了疫情冲击,取得了湖北武汉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。库恩先生对“中国为什么能”进行的深入思考,为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制度的作用提供了有益启发。

不少分析人士指出,中国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,得益于国家非凡的动员能力和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制度优势。

教材的少而精,就是说教材内容是熟记乃至死记硬背的内容,这就是基本功,这就是中医学科的特点,光理解不行,不仅要懂它的意义,更要能够复述。

因为我们多少代的中药老师为了教学把中药改造的整整齐齐,分门别类,井水不犯河水,学起来容易,临床取效难。

喜新无可厚非,厌旧未必正确。这是时代的局限性,现在看来,可以理解。彼一时也,此一时也,国力日益强盛,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医走出国门,世界上先后形成以针刺麻醉和经方为代表的两次中医热。

100多年前,国家积贫积弱,饱受欺凌,水深火热,又逢西风强劲,国人震惊欲蒙,喜新厌旧,几乎到了“举世昏迷,莫能觉悟”的程度。当时的仁人哲士,忧患意识更浓,反应更为突出,以中文、孔孟之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显得是那么落后且不合时宜,中医的衰落也在情理之中。

药物的功效要在方剂中间体会,要在疾病中间体现,单纯的记中药性味功效付出大而收效小。何况,现在的中药功效也多半是从古代典籍中抽象出来的,挂一漏万,以偏概全,在所难免。

比如黄连泻心火,黄芩泻胃火,黄柏泻肾火,听起来特别清晰,但不符合实际。半夏泻心汤就是用黄连泻胃火,葛根芩连汤用黄芩泻肠火,龙胆泻肝汤、三物黄芩汤就是用黄芩泻肝胆火,泻血分热毒,泻下焦湿热。栀子柏皮汤就用黄柏泻肝胆湿热。这种脱离语境的讲述确实容易把人带偏。

人们看到,为支援湖北和武汉抗疫,中国各地迅速调派330多支医疗队、4.2万余名医护人员紧急驰援;为确保病患者“应收尽收,应治尽治”,武汉迅速建成了一批集中收治医院和方舱医院;有关企业克服困难、全力复工复产,确保口罩、防护服等物资源源不断地支援抗疫一线;生命至上成为中国疫情防控最重要原则,民众的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险与国家财政负担……